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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识】程雪阳、高原:比例代表制、社会柱群化与荷兰的多党联合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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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代表制、社会柱群化与荷兰的多党联合执政

      作者:程雪阳,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教授,荷兰格罗宁根大学访问学者;高原,荷兰马斯特里赫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说明:本文原载《世界宪法评论》(第二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年12月版,第1-22页。本文发表时有修改,引用请参见原文。


      摘要:自1917年宪法修改后,荷兰国会建立了两院制,上院议员和下院议员依照比例代表制原则分别由省级议会选举和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在比例代表制下,由于没有任何政党可以获得国会多数席位,所以进入下院的各个政党需要谈判协商(并经由君主认可)才能组成联合政府进行执政。政党是在社会柱群化的过程中产生的,所以被视为是一种私法组织,宪法对其不予规定。梳理荷兰政党和选举制度的历史发展,分析这种历史发展背后的社会原因,对于理解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增强对民主制度的认识,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比例代表制,柱群化,政党,协商合作民主

提及荷兰的政党和选举制度,汉语学术界并不陌生。多党联合执政,比例代表制已经成为荷兰政治制度的标志,基于荷兰经验发展起来的协商合作民主理论(Consociational Democracy)和“波德模式”理论(Polder Model)也逐渐为人所知悉。然而,对于荷兰为何会形成这样特殊的政治生态等类似的问题,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

本文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文章的第一部分将大致描述荷兰国会的选举制度;第二部分则将探寻荷兰政党制度的起源和嬗变,并藉此揭示荷兰的选举和政党制度的特殊性。人们会将看到,荷兰的选举制度根植于其内在的社会结构和历史传统之中,柱群化(pillarization)的社会结构以及在这种特殊社会结构下产生的政党制度是这种选举制度产生的社会和政治根源;第三部分将讨论社会柱群化的瓦解问题及其对政党制度造成的影响。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国内学术界关于荷兰选举和政党制度的介绍和研究依然存在着一些(尽管可能是细节性的)谬误,纠正这些谬误也是本文的一个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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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的国会选举和政府组成机制

17世纪以来,除了被法国、德国占领的短暂时期外,荷兰人一直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制度变迁的方式主要是渐进改良,而不是革命和推倒重建。所以,要深入了解荷兰的选举和政党制度,就必须从其逐步演进的政治制度中着手。

(一)国会及国会议员的选举

今天的荷兰国会起源于三级议会(Staten-Generaal),在联省共和时期(1579-1795),三级议会实行一院制,其议员由各省议会选出,每个省无论代表的人数多少,都只拥有一票的权利,并轮流担任主席。各省议会代表不能自由投票,必须听命于本省议会。19世纪的初期,荷兰人再从拿破仑的统治下独立后建立了两院制国会(1815年)。最初,上院(Eerste Kamer)议员由国王任命,下院议员(Tweede Kamer)由各省具有选举权的选民选举产生。1848年宪法修改后,上院议员改由省级议会选举产生。

依照荷兰宪法的规定,年满18周岁且在荷兰定居的荷兰公民,即可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除非因触犯法律被法院判处一年以上徒刑或因精神失常被法院宣布为无法律行为能力。在19世纪的初期,选民的选票是投给单个的国会议员候选人的,但随着政党在19世纪末期的兴起,选民过程中出现了“名实分离”的情况——从选票上来看,选民是在为单个国会议员投票,但实际上其所投的选票会计算到该议员候选人所在政党的名下。

依照荷兰选举法的规定,每次议会选举之前,各政党都会向选举委员会提交本党的候选人名单,选举委员会将这些候选人的名字列在选票上,每张选票只能选举一位候选人。由于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并不多,所以多数选民往往会先选择中意的政党,然后将选票投给该政党议员候选人名单上的候选人。议员候选人名单上的首位候选人通常是该政党的党魁,其得票数往往占到本党得票数的70%-90%,政党所有候选人的得票总数是该政党在该次选举中获得的总票数。在实践中,选举对象的名实分离(选议员还是选政党)往往会带来一些内在的紧张。为了避免这种紧张,荷兰选举制度确立了以下4个规则:

1. 议员席位分配规则是确定的,即投票总数除以议员席位总数即为每个席位所需票数;

2. 每个政党获得的议员席位与其获得的选票总数成比例,达到每个席位所需票数即获得一席;

3. 从政党议员候选人名单中遴选议员,如果一个政党获得了10个席位,则该党议员候选人名单中的前10位候选人被遴选为议员;

4. 如果某政党的议员候选人个人获得的票数达到或者超过每个席位所需票数的1/4,则他/她可以不按照该党议员候选人名单的顺序进行遴选,而直接通过优先票(preferential vote)确定为议员。

如果一个国会议员去世或者辞职,其空缺由该议员所在的党派按照候选人名单上的排位进行推荐,通常被推荐的是国会大选时列入该党候选人名单但没有被选上的候选人中的第一位。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尊重该政党在选举时的意愿。如果该候选人去世或者不愿意接受这一议员岗位,则从排在第一位候选人后面的候选人中依次遴选。

下院在议会两院之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这不仅是因为荷兰所有重要的政治决定都是在下院做出,而且是因为下院的选举和运行决定了哪些政党或政治力量可以参与和影响国家的政治决策。国会议员在国会中的活动由其所在的党团(een factie)加以组织,隶属于某一政党的所有国会议员被称为是一个国会党团。2002年之前,下院主席由下院中的第一大党来任命。2002年之后,任命规则发生了变化,下院主席由所有的国会党团选举产生。被选举为下院主席的议员通常是在野党的领袖,因为联合执政的各党领袖大多到政府中任职去了。

尽管受到政党的纪律约束,但是隶属于各政党的国会议员是以自己的名义而非党派的名义活动。从理论上来说,国会议员可以脱离其所在的政党成为无党派议员,也可以脱党后成为其他党派的成员。不过,由于大多数议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够大,脱党的风险往往会大于收益——无党派议员很难被再次选上,叛党行为也往往为人所不齿,所以上述两种情况很少发生。

不过,像荷兰人常说的那样,有原则就有例外。2004年,下院议员吉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就脱离了其所在的自由民主人民党(VVD),并在次年组建了新自由党(PVV, Partij voor vrijheid)。新自由党在2006年首次参加下院选举时就获得了9个席位,2010大选时更是在下院拿下了24个席位,成为荷兰第三大党。2006年的大选中,自由民主人民党(VVD)议员候选人名单中排名第2位的候选人丽塔·费尔东克(Rita Verdonk)通过优先票当选下院议员,且超过排名第1位的马克·吕特(Mark Rutte)(为该党党魁)。这一得票结果对该党在议会中的席位分配没有影响(该党获得了22个席位),但却对其内部的政治生态造成了严重影响,维尔东克与吕特政见不一,遂试图基于个人的魅力夺取自由民主人民党的领导权。这一计划并没有成功,反而导致维尔东克被开除出该党在国会中的国会党团。维尔东克随后宣布脱离自由民主党,并自行组建“以荷兰为傲”党(Trots op Nederland)。在2010年3月的地方选举中,“以荷兰为傲”党在30个地方议会中获得了将近50个席位,但在2010年6月的下院选举中却没有获得足够的票数进入国会。维尔东克在失望中于2011年10月退出荷兰政坛。

依照宪法规定,上院只能批准或者否决而不能修改下院或政府的议案。然而,在实践中,上院有时会对下院或政府提出的议案进行轻微的改动,下院或政府对这种改动通常能够容忍和接受。不过,上院很少拒绝下院所通过的议案。上院议员最为典型的代表是1980年代基督教民主党在上院的领导人Ad Kaland,其在担任上院议员期间经常发表激烈抨击政府政策的演讲,但与此同时,他总是会以赞成该议案结束自己的演讲。正是基于此种原因,有些政党(比如D66)认为上院的存在没有太多的意义,因此要求废除上院。

(二)比例代表制

在1917年之前,荷兰实行以选区为基础的绝对多数选举制(absolute majority system)。1917年宪法修改后,绝对多数选举制被比例代表制取代。此后任何政党只要能够在全荷范围内得到一个席位的选票(无论这些选票来自荷兰的哪个地区)即可进入国会。在1956年之前,荷兰国会共有100个席位,但1956年宪法修改以后,国会议员席位增加到150个,近十多年以来(2002-2015)荷兰大选的全民有效投票数稳定在950万左右,这意味着一个政党必须获得6.3万张左右的有效选票才可以获得一个席位。

从理论上来说,比例代表制似乎十分简单,首先将所有的选票除以下院的席位数,即为某个政党获得一个下院议员席位所需要的票数,然后将该政党实际获得的票数除以每个席位所需要获得的票数即为该政党在国会中所获得的席位数。然而,在实际运行中,这一选举制度要复杂许多,因为总是存在一些剩余席位(rest seats)。如何分配这些剩余席位往往是各政党最为关心的问题。

荷兰现行的选举制度中采用最高均数法(greatest averages)。对于每个政党来说,(1)要用每个下院席位所需要的选票数除以该政党获得的选票数——这实际上是比例代表制为政党进入国会所设置的门槛;(2)每席所得选票平均数值(均数)最高的政党,可分配一个剩余议席;(3)政党每取一席,其均数便相应递减,然后继续进行其余席位分配直到没有剩余席位为止。

从总体上来说,这种席位分配规则对大党有利而对小党不利,因为大党的选票较多,平均数值也因此比较高,更容易获得席位。而对于小党来说,能否达到一个下院席位所需的票数往往都是问题。为了给小党更多的机会,荷兰的选举制度允许小党在提名阶段将他们的候选人名单结合为联合候选人名单(combined lists),也允许它们组成一个共同的候选人名单(Common lists)。联合候选人名单和共同候选人名单的区别在于前者仅需要在投票表格的注释中注明哪几个政党候选人名单是联合在一起的,而后者则并不区分这几个政党的候选人名单,而将它们合并为一个候选人名单。

联合候选人名单和共同的候选人名单的优势和劣势都非常明显。“联合候选人名单”的优势在于,各个政党所获选票的票数是明确的,只是在下院席位分配时进行了合并计算,下院席位分配完成后,联合政党则在其内部按照最高均数法计算各自的席位。其缺点在于联合政党内的各个政党可能无法跨过进入国会的门槛(electoral threshold)——按照选举规则,每个政党必须首先独立获得一个席位,然后才可以参与剩余席位的分配。共同候选人名单的优势在于依照此一规则联合政党更容易跨过进入国会的门槛,但如何在内部分配他们共同获得的席位,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在1917年比例代表制刚被引入到荷兰选举制度中时,剩余席位分配规则遵循的是最大余数法(the system of largest remainder)。这种选举规则需要首先计算一个席位所需票数,只要某个政党所获得的选票达到这个票数即可获得一个议席,而未获分配的剩余席位则给予未用选票(即最大余额票数)数量最多的政党。就进入国会的门槛而言,当时只要某个政党达到一个席位所需票数的一半即可参与剩余席位的分配。这种计算规则更能反映民意,对大党和小党一视同仁,只关注未用选票的数量而不关心政党的规模,但往往会导致政党林立,政局不稳。在1918年的选举中,有超过17个政党在国会中获得席位,但其中的8个政党只有1个席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22年的选举时,进入国会的门槛被提高到一个席位所需票数的75%,1933年,最大余数法被最高均数法取代;到1937年,进入国会的门槛最终被提高到每个政党只有获得一个席位的所有票数才可以参与剩余席位的分配。

对于政党内部的下院席位分配问题,1917年宪法要求各政党按照该党各候选人所获得的票数而不是按照候选人名单的顺序来任命本党在下院中的议员。许多政党的领导人对于这一规则十分不满,他们希望由政党而非选民来决定本党下院议员的遴选事宜。在1922年的选举中,下院议员候选人名单制开始被采纳。

比例代表制有着许多毋庸置疑的优点。在这种选举制度下,选举的结果可以反映全体国民的意见,可以让一些小的党派通过在全国范围内选票的叠加获得进入下院的机会,而且还可以保障选民的意愿也不会因为选区的不公正或不合理划分而被扭曲。但其缺点也十分明显,其不但弱化了选民与当选议员之间的联系,阻碍了选民对政府组阁事宜的影响,还造成了政党与其国会议员之间关系的不稳定。

致力于荷兰政治民主化的民主六六党(D66党)多年来一直呼吁恢复1917年之前的“选区制”,但主流社会对这一提议似乎并不感兴趣。因为一旦实行选区制,像工党、基督教民主党等这些老牌大党将长期获得大多数席位,而像动物党这样的小党派将永远不可能被选进国会,更不用说进入政府。对于坚持“任何一种力量和派别都应当有其政治代表”的荷兰人来说,选区制并非一个更好的选择。

(三)内阁的组建

自1814年以来,荷兰宪法已经被修改了22次,但荷兰依然保留着君主立宪体制。依照宪法的规定,荷兰的君主由奥伦治-拿骚亲王,即威廉一世的合法子孙(the legitimate descendants of King William I, Prince of Orange-Nassau)担任。君主不但有权任命首相和部长,而且与部长们共同组成荷兰王国的政府。不过,自1880年以来,在政治实践中,政府由国会中的多数党组建已经成为一个宪法惯例,君主对政府的组成和运行影响有限。

当然,AA级女人大的A片也不能完全忽视君主对于政府的影响。事实上,每次大选之后,君主都会任命一个政治家来负责组阁。一般来说,政治家们可以通过谈判协商自行完成组阁任务,但有时他们也需要君主的介入,如果被任命的政治家无法完成组阁任务,君主可以任命其他人代替其完成这一任务,君主在必要时还可以制定灵活的组阁规则。

对于公众来说,君主的意见对于政府组阁和运行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依然是个谜,因为王室将这一问题视为一个秘密,不允许参与其中的政治家们公开谈论这些事情。前任荷兰君主贝娅特丽克丝·威廉明娜·阿姆加德女王 (Beatrix Wilhelmina Armgard)在位33年,被认为是一个能干的,富有组织力的管理者。所以即便是左翼的社会党(Socialistische Partij, SP)也在2006年放弃了对共和政体的追求,开始承认君主制在荷兰的正当性。

每届国会和政府的任期为4年。如果政府在任期届满前倒台,则国会选举提前进行。一旦国会进行大选,政府必须重新组建,各政党也就需要重新谈判协商以形成一个新的联合政府。选民对组阁事宜没有任何的影响力,他们投票选举政党,政党则就组阁的事情进行谈判协商。

在19世纪,国王通常会要求某位政治家组阁。这位政治家随后将会成为首相,按照荷兰历史学者Peter-Paul Koch的说法,“组阁者在得到国王的授权以后,会邀请他的政治盟友一起吃个晚饭,商量一下内阁部长的分配问题,然后政府就组成了。”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然而到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社会柱群化的形成和政党(特别是天主教政党)力量的兴起,组阁者往往很难完成组阁工作,以至于当时的女王在国会选举之后不得不多次任命组阁者才可以完成政府组阁工作。

1951年执政的第一届德瑞斯政府(Drees I government)倒台,女王任命自由民主党(VVD)的政治领袖斯提克(Stikker)作为一个通知者(aanklager)而非组阁者(vormer),来负责评估第一届德瑞斯政府是否可以在重组后再次组阁执政;如果可以的话,需要什么样的条件等问题。女王的这一任命引起了一定的混乱和争议,因为工党和天主教人民党(KVP)两大党的领导人也想担当“通知者”这一角色。最终,在复杂的谈判协商之后德瑞斯组建了第二届政府。

这里的问题在于,虽然德瑞斯是组阁者,但是其之所以能组阁成功,是因为斯提克与工党及天主教人民党领导人通过谈判协商就执政问题达成了一致性意见。此后,政府组阁的程序就发生了变化。君主需要首先任命国会最大党的退休元老来担任“通知者”一职,然后由后者担当谈判会议主席一职领导政党间的组阁谈判。最大党的党魁可以进入组阁谈判程序,但其是以最大党领导人的身份而不是以谈判会议主席的身份在谈判程序中出现。

对于选民和媒体来说,组阁谈判进程是秘密的,他们只能在组阁完成之后获得组阁的结果,但无法获知组阁过程中的具体信息。这样的安排尽管有许多弊端也很难被人理解,但对荷兰社会并非毫无益处。因为联合执政的本质是多党在妥协和让步的基础之上共同执政,如果有人将组阁过程中的妥协方案透露给媒体和选民,则参与谈判的各政党很有可能面临来自选民的压力而无法组成联合执政。另外,保密规则同样适用于国会中的党团活动。针对具体的法案,国会通常只公布最终的投票结果,而不公布联合执政各政党国会党团赞成票、反对票和弃权票的具体票数,媒体和公众对此也只能猜测。

在组阁谈判的过程中,“通知者”和组阁者以及所有的政党都需要服从以下三项规则:

(1)国会选举中获得票数最多的党提出组阁动议,如果票数最多党无法组阁成功,则组阁权会移转给第二大党。1967年之前,获得票数最多的党要么是工党,要么是天主教人民党。1967年之后,天主教人民党流失了大量的选票,工党由此成为荷兰国会第一大政党,获得政府组阁的动议权。1977年,工党依然是第一大党,基督教民主党是第二大党。工党试图与基督教民主党一起组建了联合政府,然而由于这两个政党的领导人互不欣赏,加上基督教民主党公布的妥协方案引起了该党支持者的强烈不满,所以组阁谈判异常艰难。最终,工党组阁失败,基督教民主党开始行使组阁动议权,在与自由民主人民党达成联合执政意向,该党组阁成功。

(2)联合执政的政党至少应当包括获得票数最多的前三大党中的两大党。荷兰国会现有150个席位,自1956年以来的历届选举中,从来没有哪个政党单独获得过76个以上的议会席位。这意味着要想成为执政党,票数最多的党就必须与其他大党联合。在1977-1994年间,左翼的工党,右翼的自由民主人民党和中间派的基督教民主党基本占据了前三大党的位置。由于工党和自由民主人民党执政理念相反,很少能形成共识,所以他们通常与基督教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PvdA+CDA或VVD+CDA)。1994年之后开始出现了两个大的政党联合也很难形成议会多数的局面,所以他们通常还需要联合其他的小党来组成联合政府。

(3)联合执政的政党至少应当包括一个选举大赢家(big winner),选举大赢家是在选举中选票获得大幅度增加的政党。以2006年的选举为例,左翼的社会党获得的选票从2002年的6.3%上升为2006年的16.6%,从9个席位上升为25个席位,成为继基督教民主党(41个席位)和工党(32 个席位)之后的第三大党,该党就是这次选举中的大赢家。

上述三项规则并没有规定到成文宪法中,但属于荷兰不成文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有人在组阁时忽视这些规则,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宪政危机。

组阁谈判完成之后,“通知者”会向君主提交谈判结果,然后君主依照谈判结果任命联合执政政党中最大党的党魁为组阁者。组阁者获得任命后始得遴选部长,组建政府。内阁部长的名额分配通常是以各政党在国会中席位的多少作为参照的,政党在国会中获得的席位越多,其可以得到的部长名额就越多,最有权势部门的部长通常会保留给联合组阁的政党,由后者通过协商进行分配。

荷兰政府现有13个政府部门,不过内阁部长的数量有时会大于政府部门的数量。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政府可以任命与发展事务相关的部长(minister for Development Relations), 但政府系统中并不存在这样的行政部门。现行宪法对这种情况予以承认,并规定“不掌管具体行政部门的部长也应当由君主通过皇家法令来任命”。

在组阁时,联合执政的小党经常会按照自身的政策需求,要求负责组阁的大党为其设立一个特别的“项目部长”(programme minister)职位。这种项目部长对于小党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在联合执政的党派中,大党往往会挤压小党获得媒体关注的空间,通过设立这样的部长,小党也可以获得媒体和大众的关注。所有这些不主管具体政府部门的部长,通常从一个或者多个政府部门中获得财政和人员支持,其中的具体细节问题由各政党在政府组阁时达成妥协意见。

(四)政府倒台与看守内阁

依照宪法的规定,首相领导内阁。但宪法和法律并没有赋予首相以任何正式的权力。首相不能开除其他部长,或者强迫他们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而只能基于个人魅力和领导能力来对其他部长施加影响。如果首相缺乏权威,政府可能会因此变得不稳定,甚至可能会倒台。

联合政府会在以下两种情形倒台:(1)联合执政的政党中有一个政党撤回其对政府的支持且该政党在政府中任职的部长辞职;(2)联合执政的政党在国会中所属的党团撤销其对政府的支持。不过,在1967年之前,如果所有的国会党团同意,政府可以不立即倒台,国会也无需立刻大选。执政的第一大党可以在本届国会任期内进行谈判以黏合和重组执政联盟。然而,自1967年之后,如果政府倒台,国会应立刻进行大选。

如果执政联盟破裂导致政府倒台或者国会任期结束,那就需要进行大选并组建新的政府。不过,这一过程最少需要2-3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国家就需要看守内阁(demissionair kabinet)来进行管理,如果联合执政的政党中有一个政党撤回其对政府的支持,那么通常由剩下的联合执政党组建看守内阁。

看守内阁也是一个真正的政府,也按照政府的命名规则进行命名,即在首相的名字后面加上用罗马数字拼写的届数。其与正式内阁之间最为重要的区别在于,前者无权就敏感的政治问题作出决定——所谓“针对敏感政治问题的决定”是指国会中有一定数量的少数议员(a sizable minority of parliament)对该决定持反对态度。看守内阁之所以无法行使这项权力,主要是因为大选即将来临,对于这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应当(通过选票)听取选民的意见,而不应当急于做出决定。当然,对于因为执政联盟破裂导致政府倒台而产生的看守内阁来说,其也无法在国会内获得足够多数来支持自身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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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斗争、柱群化和政党的起源

众所周知,今天的荷兰成型16世纪。当时,为了反对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统治,生活在今天荷兰境内的人们开始联合和团结起来组建自己的国家。这场反抗战争之所以发生,一方面是因为菲利普二世是一个从来没有到过尼德兰也不会说荷兰语的“生活在别处的国王”(absentee monarch),另一方面则与菲利普二世为了捍卫天主教信仰而残酷破坏新教教徒有关。在反抗西班牙国王统治的“八十年战争”(Nederlandse Opstand, Tachtigjarige Oorlog,1568-1648)中,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教派)贡献最大,所以尼德兰联合共和国成立之后,新教教会便在荷兰国内居于统治地位,甚至总议会在1814年宪法中规定国王必须是荷兰“归正教会”(the Dutch Reform Church)的教徒(1815年宪法修改时这一条款被废除)。

不过,天主教(以及犹太教等其他的宗教)并没有被完全铲除。在荷兰南部的一些省份以及东部省份的一些飞地,特别是在这些地区的乡村和小城镇,天主教的势力依然很强大。由于天主教教会具有良好的组织能力,其势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大。在接下来的历史梳理中,AA级女人大的A片将会看到“新教-天主教”的宗教结构对随后荷兰社会和政治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学校斗争和新教柱群的建立

所谓学校斗争(school struggle)是指1808-1917年间荷兰国内围绕公立学校和私立宗教学校问题而展开的政治斗争。这一斗争不但持续了100多年,而且与普选权问题一起主导了这100多年间荷兰国内的政治议程。

荷兰的公立初等学校(包括小学和高中)教育体系建立于1806年。当时的巴达维亚共和国(拿破仑帝国在荷兰扶植的傀儡政府)颁布了《范·登·恩德教育法》(Van Den Ende Law on Education),该法规定公立学校由市政府运营,以讲授和传播基督教教义为宗旨,但并不偏向天主教或新教。私人或私人组织也可以建立特殊(bijzondere)学校,但必须得到市政当局的许可。由于各地市政府很少颁发这样的许可,所以教育基本上是由国家垄断的。1813年荷兰独立后,这种由国家提供中立性教育的体制得以延续,私立特殊学校则被1814年宪法禁止。

在当时大多数自由派政治家看来,国家对教育的垄断是必要的,因为学校是讨论和获取知识的地方,应当对异端宗教思想保持宽容,而不应当沦为某一个具体教派进行宗教灌输的工具。他们认为,为了保障具有任何信仰的学生都可以在同样的教室接受同样的教育,也为了保障每个人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宗教信仰,国家不应当鼓励和支持特殊的(通常为宗教性的)学校。

然而天主教和部分新教成员并不同意这一看法。1825年,天主教国会议员利奥波德·范·萨斯·范·约赛特(Leopold van Sasse van Ysselt)发表了一篇旨在呼吁给予天主教学校向天主教学童讲授天主教教旨自由的演说,1864年和1868年罗马教皇和荷兰大主教分别颁发教谕,号召天主教教徒不要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就读。当时的反革命运动领袖亚伯拉罕·库帕(Abraham Kuyper)也认为“归正教会”信徒的子女应当到本教派的学校上学,而不应当到亵渎上帝的公立学校去接受教育。在库帕看来,政府试图让公立学校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保持中立的做法根本行不通。新教教义要求信徒依照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圣经,而天主教教义则规定圣经的解释权只能归于教皇和专职牧师,那么公立学校的老师应当如何来面对《圣经》解释这一问题呢?另外,有些公立学校会讲授进化论的知识,而无论是“归正教会”还是天主教会,都不接受这一理论,如何处理这其中的矛盾呢?不过,这些反对的意见在1880年代之前并不占据多数,1857年的《范·德·布吕根教育法》和1878年的《卡派涅教育法》都旨在强化国家对教育的垄断,挤压私立宗教学校的生存空间。

作为反革命运动的领袖,亚伯拉罕·库帕对1878年的《卡派涅教育法》极其不满,他希望建立“归正教会”自己的学校,要求政府给予此类学校以补贴,但不允许政府对宗教学校的课程安排进行任何干预和限制。为了推翻这一法案,库帕不但创建了自己的报纸《标准报》(De Standaard),而且将反革命运动打造成为了一个政治性政党,即反革命党(Anti-Revolutionaire Partij)。这个于1879年成立的政党是荷兰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

17-19世纪的荷兰虽然由新教教徒统治,但是新教政治家们很少赋予自己的宗教身份以政治意义,他们也竭力避免教会介入国家政治生活。在政治实践中,新教政治家往往将他们自己区分为自由派和保守派,前者要求赋予国会以更多的权力,而后者更倾向于支持王权,宗教因素对政治的派别的影响非常小。然而,库帕领导的“归正教会”和反革命党打破了这一传统,他们希望以宗教信仰为核心来组织本教派信徒的生活。依照库帕的设想,“归正教会”信徒对内应当有自己的报纸、自己的学校(包括小学、高中和大学)、自己的教会、自己的商品交易组织,政治和运动俱乐部,以及其他任何本教派信徒需要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公共产品,对外则有反革命党作为政党为自身争取权益。换句话说,库帕不但希望在荷兰大社会中为“归正教会”信徒组建一个只属于本教派信徒的“迷你”小社会,而且希望有个政党对外代表本社群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为本社群争取更多的权利和自由——这即是荷兰现代政党的起源。

(二)社会柱群化的形成和政党的建立

库帕的努力获得了成功,但也改变了荷兰的社会生态和政治生态,因为其他政治派别也纷纷追随他的步伐建立了自己的迷你小社会。从1900年到1970年,荷兰社会逐步形成了四个“柱群”,他们分别是新教柱群,天主教柱群,社会主义柱群和自由主义柱群,从此,荷兰社会开始了柱群化历程(“pillarised” Dutch society)。这四个柱群在荷兰社会中共存,但却各自独立运行,拥有各自独立的“迷你”小社会。这些小社会在荷兰语中被称为是“verzuiling.”,翻译为中文和英文即为 “柱群化”(Pillarisation)或宗派分离(denominational segregation)。在柱群内,成员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生活需求都被组织在柱群内完成。新教教徒阅读新教的报纸,收听新教的广播电台,参加新教的各种俱乐部和贸易组织,到新教教徒的杂货店购买日用品,送他们的孩子到新教学校,参加新教青年营,支持新教的政党。其他柱群的成员也大致如此。在柱群之间,每个柱群的成员都在自己的小社会中过着相对封闭的生活,与其他柱群的成员基本处于老死不相往来的境地。每个柱群都努力维护着自身的价值观,但同时也尊重其他柱群的价值观,柱群间的谈判与合作则主要靠精英们在议会中完成。

在这四个柱群中,由反革命党代表的新教柱群成立最早,但天主教柱群是组织最为严密——这主要是因为天主教拥有高度组织化的教会且其教义有利于团结信徒。在最初的发展过程中,天主教柱群并不十分注重政党的力量,而是致力于通过传播教义吸收信徒来增强自身的实力。这种努力随后被证明是有效的,在1918年的选举中,天主教柱群一举获得了全国1/3的选票。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虽然天主教在议会中的议席最多,但是新教的反革命党一直掌握着联盟的领导权。直到二战之前,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社会主义柱群成立相对较晚,但它很快就建立了自己的社会组织——包括报纸、教义组织、社会俱乐部、政党等等。在1946年之前,社会主义柱群在下院的代表主要是社会民主工人党(SDAP)。该党成立于1894年,在20世纪的初期,该党的领导人甚至要求其党员在人口普查时专门标注“信仰:社会民主工人党”的字样。

自由主义新教徒虽然也信奉新教,但他们反对荷兰社会的柱群化,他们希望将自己称为是荷兰社会的“中立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如果不组建自己的柱群,自身将很难在荷兰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生存,因为其他柱群都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封闭性。尽管如此,自由主义柱群依然是四个柱群中组织性最差的。他们没有自己的贸易组织,没有自己的广播电台,也不像其他柱群一样建立“命令-服从”的组织结构。这一方面与自由主义自身的理念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自由主义柱群的成员通常来自稳定的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或者有较好的社会背景,因而不易建立起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三)柱群化对荷兰政党制度的影响

社会柱群化不仅直接促成了荷兰政党的产生,而且也决定了荷兰政党甚至政治的特质:

首先,在柱群化这种特殊社会结构下产生的政党被看作是一种私法意义上的社会组织,而不是政府组织。荷兰人认为政党和其他私人组织(比如公司)一样,所以对其内部组织,决策程序和运行目标并没有特殊的法律要求。如果AA级女人大的A片能够理解这一点,就不会对荷兰宪法对政党问题毫无规定感到惊讶。

其次,对于选民来说,由于受到柱群内各种意识形态号召、纪律处分等束缚,他们必须将自己的选票投给隶属于本柱群的政党,而不能随心所欲的投给其他柱群的政党,这意味着选民并不能真正自由的行使自己的投票权;对于政党来说,它们不过是柱群维护自己利益和信念的政治工具,所以它们也不用劳心费神的去拉选票。当然,AA级女人大的A片也应当看到这种选举制度实际上为柱群之间的合作提供一个平台。当美国(荷兰裔)政治学家艾伦·李帕特(Lijphart Arend)基于这种治理模式提出协商合作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这一理论时,他所希望强调的,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深度分裂的国度如何实现民众团结进而达到民主制度的稳定。

再次,“归正教会”及其所属反革命党与自由派因为学校斗争而最终分道扬镳,但其也因为这场斗争收获了一个盟友,即天主教。在学校斗争运动中,天主教和反革命党的立场是一致的,他们都想争取国家对宗教学校的补贴。库帕由此形成了一个新的被称之为“对立面”(antithesis)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所有基于宗教信仰的宗教政党或团体是天然的同盟者,他们应当相互支持,彼此联合,共同与世俗政党或团体(最初是自由派,后来是社会主义者)进行斗争,从而将上帝的福音扩展到荷兰的政治当中,并解决像学校斗争这样的实际问题。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库帕组建了天主教/新教联盟,与自由派争夺荷兰政治的主导权。1918年,天主教/新教联盟获得了议会的绝对多数席位,他们所进行的学校斗争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1920年通过的《德菲色教育法》(De Vissser Law on Education)规定国家要对所有负责儿童教育的学校提供平等的财政资助,无论这些儿童是在公立学校,还是在天主教、新教或者是在其他柱群的特殊学校上学。在20世纪的多数时间内(1918-1967,1977-1994),荷兰议会和政府都是掌握在天主教/新教联盟手中。

最后,柱群化还改变了荷兰议会和政府的关系。依照荷兰宪法的规定,国会和政府是相互分立的,首相、部长及国务秘书不能担任国会的议员,国会的议员则被假设是主要负责监督政府的行为,无论政府首相、部长及国务秘书是否属于其所在的党派。然而,随着社会柱群化和政党的兴起,国会与政府的关系开始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由于议会议员通常隶属于某个柱群,而且是由该柱群的政党推举的,因此(联合)执政党的领导人总是可以通过政党纪律来对本党议员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必须赞成本党(或联合执政的其他党)提出的政府议案或者措施。联合执政党是会议中的多数党,当它们强迫自己的党员遵从政府的目标和方案时,实际上是强迫议会服从政府的指令。其结果是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议会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越来越弱——荷兰的政治家对此了然于胸,当一个政党的领导人面临国会议员和政府部长“二选一”的抉择时,他们往往会选择后者而非前者。

3

柱群的瓦解和政党制度的变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防止国家被纳粹化(nazification),荷兰成立了荷兰人联盟(Dutch Union)这一抵抗组织,联盟的领导人由一位无党派、右翼自由主义的天主教政治家担任。在此期间,所有柱群的成员都加入了这一联盟,并且共同使用联盟的旗帜。战争迫使他们彼此交流,相互合作,共同抗击德国的侵略。在此过程中,各柱群的成员发现他们原来是可以在一个相同的目标下共同生活的。这一发现促使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在战后开始寻求打破柱群化,建立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可能性。社会民主工人党(SDAP)的领袖德瑞斯(Drees)宣布战后要将本党改造成为一个包含所有四个柱群成员的政党。然而,这一计划因为战争的进程受到挫折。1944年9月,荷兰的南部省份首先得到解放,莱茵河以北的省份则到了1945年5月以后才陆续得到解放。在这期间,南部的天主教柱群迅速得到了恢复。1946年,社会民主工人党只实现了与隶属于新教柱群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和隶属于自由主义柱群的民主自由理念联盟(VDB)的联合。这三个政党合并后更名为工党(PvdA)。

1960 年代以后,随着荷兰社会世俗化进程加快、电视的出现、公民财富增加、教育水平提高和个人主义盛行等一系列因素的出现,社会柱群开始瓦解,不同柱群之间的成员开始不断融合,柱群所具有的政治和社会意义也大大弱化。具体说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社会层面上,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独立性日益增强,对柱群的依赖性逐步降低,人们开始走出自己的迷你社会,与其他柱群的成员加强沟通和交流,不同柱群成员的通婚不但出现,而且越来越普遍;其次,在经济层面上,1982年,曾经视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的天主教柱群,也将其交易组织荷兰天主教交易联盟(NKV)和社会主义柱群交易组织荷兰交易联盟协会(NVV)合并;最后,在政治层面上,那些以前靠柱群支持而轻易获得选票的政党现在则不得不加大竞选力度,以避免遭遇淘汰的命运。1977年,新教柱群的反革命党(ARP)、基督教历史联盟(CHU)与天主教柱群的天主教人民党(KVP)因为选票大幅流失不得不合并为基督教民主党(CDA)就是例证。

然而,柱群化毕竟根植于荷兰社会一个多世纪,期待其在短时间内迅速消亡可能过于乐观。事实上,随着外来移民的增多,一些荷兰人开始担心荷兰社会会出现新的文化分裂,甚至重新柱群化的问题。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为来自苏里南的移民或土耳其穆斯林的移民往往聚集在一个特定的区域(比如阿姆斯特丹东南部),他们操持着家乡语而非荷兰语,基本生活都在这个区域完成,很少与其他荷兰人接触,也很难融入荷兰主流社会。荷兰对所有的宗教和特殊学校给予同等财政补贴的教育体制以及柱群化的社会结构(虽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解),可能会促使这些外来移民以及他们的后裔组成一个新的柱群,他们甚至可能会组建自己的政党。基于对穆斯林和伊斯兰宗教的抵触和恐惧以及害怕外来移民抢夺本土荷兰人工作岗位和社会福利,荷兰人对这些外来移民相当警惕。事实上,这也是旨在反对移民的极右翼政党新自由党(PVV)自其成立伊始就大获成功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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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雪阳、高原

本期责任编辑:李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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